*本文的完成，受益于研究团队的合作和讨论，特别感谢杨宜音等同事，同时也非常感谢几位匿名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

　　共权力对家庭的影响力削弱，社会关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改变的是人们的心理。

　　但是，在社会转型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却很贫乏。究其原因与国内主流社会心理学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体系有关，社会心理学研究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看作是普世问题，很少有人从国内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发展理论，并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更少触及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之外的普遍问题。如莫斯科维奇就曾指出：“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莫社会心理学缺乏对转型社会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主流社会心理学本身缺乏宏观社会心理的研究，多数研究停留在对“个体”层面或群体层面。奥尔波特（Allport，1968：3）宣称：“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的影响”。F.奥尔波特认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Allport，1924：4）。莫斯科维奇认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理解为个体尚相加，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心理的存在；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而主流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关注的是个体在他人在场下的行为。“我们应当将行为置于‘社会’当中，而非将‘社会’置于行为当中”（莫斯科指出，这种把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必须从找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人手，社会心态（socialmentality）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就是这样一'种探索。

　　社会心态的提出是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批判，也是对社会心理学传统边界的扩展。社会心态研究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意识，并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和层面间关系综合探讨社会心理。多年来，社会心态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探讨社会心态概念、结构和机制的研究（杨宜音，2006；马广海，2008；王小章，2012a；吴莹、杨宜音，2013；王俊秀，2013a、b），也出现了一些对不同群体社会心态和典型社会心态特点的研究（李培林，2001；马广海，2012；应小萍，2012；杨洁，2012），以及对社会心态进行指标分解和测量的系列研究和年度出版物（王俊秀、杨宜音主编，2011、2013）。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同，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出现了不少探讨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改革与社会心态（王铁、吴玲华等，2005；徐胜，2009）、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特点（景怀斌，1989；周晓虹，2009；刘东超，2004；龙书芹，2010；侯晋雄，2006）和针对“中国经验”提出的社会心态概念??“中国体验”来解释社会转型中中国人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的变化（周晓虹，2012；王小章，2012b；成伯清，2012）。虽然社会心态研究非常重视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间关系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概念，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观的变化（周晓虹，2009；景怀斌，1989；王小章，2012a）。也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洪大用，1997）。但从社会心态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的精神变化不仅仅是价值观的变化，社会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有研究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意识已经成为影响人们需要的重要因素（高文、杨宜音等，2013）。同样地，社会价值、社会情绪等也都随着社会转型发生着变化。因此，对社会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分析和解释应该能够反映从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需要、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特点等方面的较为全面的和具有一定结构性的特点。

　　社会心态既包括一个时期作为历史片段的相对静态的社会心理特点，也包括在历史长河中社会心理的演变。社会心态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更因不同的文化、亚文化的影响而具有其特异性。社会心态倾向于一个社会整体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员表现出的=致的社会心理特点。社会心态既包括一些稳定的、内在的社会心理特点，也包括一些暂时性的、变动的社会心理特点。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包括亚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

　　社会中多数成员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构成一种氛围，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因此，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社会心态概念既包括对于转型过程中心理特点、社会现象，也包括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共同的心理变化和特点。

　　二、社会心态的学科传承社会心态研究兼顾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层面，不同于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但是，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有一些宏观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社会心态研究可以继承和使用的学术资源。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借鉴的另一个资源是关于心态的研究，尽管心态的概念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概念有不小的差异。社会心态研究必须借鉴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和研究方法，联通个体与社会，研究现实环境中真实的群体和组织、社区和社会、国家和民族等层面的宏观心理表现。在下述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梳理的社会心态研究的相关学术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历程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始终相伴的。

　　心态史学和心理史学19世纪末，社会学、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探索也反过来影响历史学，历史学家借鉴并批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甚至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一心理在年鉴学派那里，心态一词区别于意识形态的集体特征，代表了某个民族、某个人类群体特有的思想和感觉方，社会学家也聚焦于这些互动场域的综合的文化性质，尤其是他们的整体机能。由于这种综合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难以明了的，难以用经验的和可操作的方式描述清楚，他们经常被比喻为社会情绪、社会气候、社会气氛、集体士气、社会厌倦、社会乐观主义、社会不适应等等”（什托姆普卡，2005/1999：3-5）。

　　什托姆普卡认为这种文化主义转向的根源正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socialfacts）或“集体表征”理论，以及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惯”

　　oftheheart）。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的民主时指出，社会要生存，要更加繁荣，所有公民的心灵必须通过某种有支配地位的思想凝结并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中每一个人不时地从公共资源中获取他的意见，并赞成接受已经形成的信仰内容，社会将不可能存在。什托姆普卡认为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惯”是来源于个体心理，通过周围的文化环境内化为人格而表现在行动中的。托克维尔这里指的正是集体心态representation）；个体表征是集体表征的复合，个体表征以个体的感觉为基础，集体表征以个体的表征为基础。社会作为集体表征的组成物控制着个体，是外在于个体意识的一种群体意识；宗教、风俗、时尚、语言、道德规范、法律、科学和社会意识的其他特征以及它的情感、观念、习惯等等，构成集体意识的集体表征（萨哈金，1991/ 1982：34-37）。“团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与其单独的个体成员的这些东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迪尔凯姆，1995/1919：119）；他还指出，“集体意识的状态与个人意识的状态有质的不同，有其独自的表象。集体的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迪尔凯-13）。他批评当时的心理学对于个人观念相互结合的方式只是一些十分含糊的联想规律，而社会心理学则对集体观念形成规律全然无知，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应该从研究神话、传说、民间习俗、语言人手，研究社会表征是如何相互吸引和排斥、融合和分离的；他甚至认为可能出现一种研究个体表征和集体表征的形式心理学取代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学（迪尔凯姆，1995/1919：14）。

　　可以看到，涂尔干在集体意识、集体表征概念中明确论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变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颇具启发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伯克才认为，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的方法，与涂尔干“集体表征”和列维-布留尔的“心态”

　　概念有关（伯克，2010/1992：111）。列维-布留尔在1922年出版的《原始心态》（primitivementality）试图用集体表征的理论来研究原始人的心态。列维-布留尔认为人类的心态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代文明人的集体表征就不同于原始人的集体表征（表象）。列维-布留尔指出，“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得到理解”（列维-布留尔，1981/1922：5）。

　　聚焦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心态研究，既要关注社会学的传统问题，研究群体、组织和社会结构，也要沿着涂尔干所希望的个体表征与集体表征的心理学方向去努力，并把社会发展纳入社会心态研究的视域。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1908年，威廉麦独孤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导论》，爱德华罗斯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料集》，这两部著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也注定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P，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SP，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同时存在。心理学史家墨菲概括道：“当社会心理学成形时，它趋向于分为两枝，一枝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社会情境中的个人，一枝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团体生活”（墨菲、柯瓦奇，1980/创立之初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试图构建博大的体系，如既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也被认为是社会学鼻祖的孔德就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寻找社会的法则。之后，社会学家逐渐放弃了宏大体系的幻想，各自提出了专门化理论，如库里的社会化过程理论、罗斯的社会过程研究和涂尔干的集体表征，社会学家开始更多关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萨哈金，1991/1982：3）。后来，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逐渐成为主流，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态度改变、人际过程和小群体三个领域（萨哈金，1991/1982：11）。虽然也曾发生过关于两种社会心理学的论争和整合的努力（夏学銮，1998），但社会心理学体系并未动摇。

　　梳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可以发现许多概念和理论对于解释和思考社会变迁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些理论是值得社会心态研究继承和发展的。比如，麦独孤曾提出群体中行为的策动理论，既包含了个体也包含了群体。他认为群体心智（groupmind）是真实存在的，不同于个体成员的心智，群体心智产生于人们的互动和聚合（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15）。他在1920年出版的《群体心智》中指出：“社会聚合体具有一种集体的心理生活，这不仅仅是聚合体中各单元的心理生活而且具有一种集体心理，或如某些人喜欢说的那样，具有一种集这个时期研究群体心理发生和变化的理论还有塔德、勒庞、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在塔德看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发明和模仿（萨哈金，1991/1982：27-32）。有学者认为塔德的”发明“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缘起，他的”模仿“，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刘力，2006）。1895年勒庞出版了《群众心理学》，1896年被译为英文《乌合之众》，至今依然畅销。弗洛伊德评价这部著作”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社会学大家罗伯特墨顿认为这部著作”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墨顿，2004/1960：1 -3）。《乌合之众》通过法国大规模集体事件的分析得出，个体聚集为群体后暴露出了人类丑陋的本性（勒社会心态研究应该以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继承和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宏观视角和现实关怀，在研究方法上既不排斥实证的手段，也不排斥诠释的方法，不断探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惟如此，才能对当下和发展的社会有所揭示。

　　三、社会转型的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社会心态的分析水平和学科边界扩展社会心态指涉的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社会心态的社会是现实真实存在的群体和社会，其社会的内涵应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如真实的群体、阶层、组织、党派、国家等。

　　-64）把社会现实分为三个水平：第一个是微观水平，主要是指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第二个是中观水平，包括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组织：社团单元和范畴单元；社团又分为组织、社区和群体三种基本类型；范畴单元是指社会区分，如年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第三个是宏观水平，由体制领域、分层系统、国家以及国家系统构成。这三个层面的社会现实互相嵌套：人际互动嵌套于社团和范畴单元，社团和范畴单元嵌套于国家和国家系统；这种嵌套关系中较大的社会结构能限制较小的社会结构。中观水平的社团和范畴单元是由人际互动建立的，宏观水平的体制领域由社团单元的网络构成，分层系统由范畴单元的集合构成。最后，社会结构显示文化。

　　-18）把传统社会心理学分为四种分析水平：第一种分析水平是个体内水平，主要关注个体的认知，以及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不涉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第二种分析水平是人际和情境水平，关注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而不考虑特定情境之外的社会位置。第三种分析水平是社会位置水平（群体内水平），不同的社会位置对特定情境产生影响。第四种分析水平是意识形态水平（群际水平），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表征体系、价值观和规范。

　　鉴此，我们认为，在微观水平上社会学只研究人际互动，而社会心理学继续延伸到个体内；在中观水平上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体内的心理现象，而社会学把群体细分为两种结构的群体；在宏观水平上，社会心理学的最高水平是群体间社会互动，而社会学则延伸到更为宏观的国家、国家之间、甚至全球化的问题。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相比，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主要是从中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国家层面之间，但社会心态又是以微观水平为基础的。之所以把社会心态研究定位于以微观分析水平为基础，偏重于中观和宏观水平，是由于这样的分析可以从个体、群体、社会、国家等层面完整展现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更好地研究社会心态、社会结构、文化的相互影响（参见）。

　　虽然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但社会转型却又不是社会学单一学科所能胜任的，必须采取多学科的研究策略。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无论从社会学学科反思还是从社会转型实践中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例如，在对中国社会学30年重建的回顾和反思时，苏国勋（苏国勋、熊春文，2010）指出了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局限，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们行动造成的结果，他除了具有自然现象的表层实体结构之外，还具有自然现象不具备的深层意义结构，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不同动机驱使做出的，因此要对人的行动做出因果说明，必须首先对人们赋予行动的动机一意义做出诠释性的理解方能奏效”。他批评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经验事实，完全排斥宏观理论，并贬低社会研究必然包含的预设层面中的形而上问题。他认为，“社会学研究是一架由因果性说明和诠释性理解双轮驱动的车子，两个轮子犹如人的两条腿，其中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二者缺一不可”

　　（苏国勋、熊春文，2010）。

　　苏国勋提到的从“生态研究”进人到“心态研究”是指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要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费孝通（2003）指出社会学研究不应该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起来，这二者是融为一体、互相包容的。社会学也要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意识能力”的“人的精神世界”。虽然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对于社会学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从而进一步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对社会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除精神世界外，他认为“意会”在社会学的“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他指出：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他还提到了”讲不清楚的我“以及”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在研究民族认同意识时，重新思考他的老师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提出的Ethnos和Psycho-mentalComplex这两个概念（费孝通，1994）：“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他意识到自己原来并没有真正领会史禄国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费孝通，1997），这也正是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作用过程。费孝通解释了把Psycho-mentalComplex翻译为心态的原因：“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ychic，Ps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费孝通，1994）。

　　调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群体传承，这些传承是知识、实践以及行为，它们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可以从周围的人群中借得，甚至还可以由某个群体的成员自发地创造出来，其根本是指一个动态适应过程，并通过心理层次的复合传递下去，史禄国因此将之称为Psycho-mentalComplex，另一方面为了强调这一动态适应过程，又称之为Ethnos“。他认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于心态的忽视是费孝通提出扩展学科边界Complex这个词，社会心理学家本来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一些贡献，但由于过度地将心理与精神的内容还原成生理和大脑层次的解释，对于身体、意识和精神整体性的关注被排斥在正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外，而社会学又因为过度追随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分析，无暇顾及个体心理层次的精神世界，而这些被忽略的应该就是费孝通所关注的人的精神世界范围”（赵旭东，2010）。

　　无论是苏国勋所讲的人们行动的动机和意义，还是费孝通先生的须扩展社会学学科边界，社会心态研究正是对社会心理学传统边界的扩展，实现和社会学的对话和对接，这样的探索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

　　社会心态的结构以社会转型和变迁为研究重点的社会心态研究更强调社会心理的变化。依照稳定性，可以把社会心态的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如所示。在社会环境中，社会心态既有随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动较快的、较明显的部分，如社会认知、社会感受、社会态度这些情境性、评价性内容；也有在一个时期内较为稳定的、表现为阶段性变化的内容，如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等；还有较长时期内表现稳定、变化非常缓慢的内容，如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中最为稳定的是社会性格部分，也就是英莲香，1992：2-3）。英格尔斯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也称为“众数人格”（modelpersonality）。台湾学者庄泽宣认为：“民族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的势力”（见沙莲香，1992：3）。国民性是指社会性格，作为社会文化的体现，它是社会心态中最深层的也是最具动力性的核心成分。孙隆基用“良知系统”，即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来分析中国文化历史演变和特征（孙隆基，2011：20-25）。这种观念明显受到精神分析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不同的是，他分析的是作为中国社会的心理特征，“良知系统”要表达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演进，接近于一个“社会的超我”，其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可以理解为“文化潜意识”。

　　社会心态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外层的变动性社会心态到内层更稳定的社会心态是一个逐渐内化的过程。社会心态的一些相对稳定的成分，逐渐积淀为下一层的社会心态，但进人最内层的超稳定社会心态，若要成为民族性格，成为文化层面的东西，则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费孝通（2003）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阐释过文化的作用，他指出：“‘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人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与之相反的过程，最内层的文化和民族性对于稳定的社会心态具有支配和控制作用，稳定的社会心态如价值观等也会影响阶段性社会心态，而最外层的变动性社会心态也会受到最深层社会心态的影响，但更多会受到最接近的阶段性社会心态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变动性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稳定性社会心态到超稳定社会心态，由外而内，内在化的过程由快到慢；反过来，由内而外，影响力逐渐减弱。社会心态并非作为一个独立体，被动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且就社会的心理构成来说是更大的部分，是一定社会范围内多数人的心理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员的心理。社会心态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化，它既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也以其变化构成了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征。

　　社会心态的测量社会心态研究目的是分析和描述宏观的社会心理，其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尝试对被元素主义割裂的社会心理进行还原，把片段、条块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和理论“拼合”为关联的、局部的或整体的社会心理学。

　　这样的过程是需要长期努力、不断积累的。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外，也要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我们对社会心态研究的探索是尝试选取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概念，构建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并曾提出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考察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王俊秀，2013a），本文对此作了进一步修正，由五个一级指标构成的社会心态指标体系，分别是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构成。社会需要的下一级指标是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

　　社会心态更关注群体需要，它的下一级指标是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多亚尔、高夫，2008：215）。对个体需要的理解采用的是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车文博，1998：556 -557）。社会认知的下一级指标包括个体社会认知、群体社会认知和社会思维，社会心态更关注的是群体社会认知和社会思维；而群体社会认知的下一级指标是群体社会认知的结果，包括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社会公正感、社会信任感、社会成就感、效能感、社会归属感等。社会情绪的下一级指标是基本情绪、复合情绪和情感氛围。个体情绪由情绪的准备状态??核心情绪和初级情绪、次级情绪构成，在众多个体的互动和影响下形成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情感氛围，这是社会情绪的初级状态，而在一定事件和社会环境下群体和社会形成共享的情绪就是社会情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情绪会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形态，逐渐积淀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情感文化（王俊秀，2013b），其中，基本情绪采用了特纳（特纳、斯戴兹，2007：13）的基本情绪分类，分为满意一高兴、厌恶一恐惧、强硬一愤怒和失望一悲伤；复合情绪分为自豪、羞愧、嫉妒、仇恨、希望和懊悔等。

　　情感氛围分为焦虑、怨恨、浮躁、愉悦、平静、郁闷和冷漠。价值观的下一级指标是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社会表现出的对一些方面的社会性肯定，它是“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杨中芳，1994：321-434）。个体价值观是个体持有的对个人与周围世界关系、以及维持个体生存的目标和理念，它包括人生观、财富观、道德观念、公民观念和权力观念等。社会行动包括经济行动、公共参与、歧视与排斥、攻击行为、矛盾化解、冲突应对、利他行为、道德行为、情感行为等；其中，经济行动是指考虑投人产出效益谋利的行动；公共参与行动是反映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是考察一个社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程度的；歧视与排斥行动，是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成员或者群体持有负性的态度，表现为不容忍、不接纳，甚至侵犯性的言行；矛盾化解行动是指社会成员在遇到矛盾时会采取的行动；冲突应对行动是指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之间发生冲突时首先采取的对策；利他行为是指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利于其他社会成员和社会的倾向性，是助人为乐、慈善、志愿等行为的基础。而这些行为都可以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个类型，源于马布尔别列津（2009：131）根据认知特点把行为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

　　社会心态指标的选取是根据0往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成果，并考虑到社会心态研究的目的，以及这些年来社会心态研究实践的一些体会。当然，社会心态指标体系的确定不可避免包含着研究者的主观性，而选取这些指标旨在藉此揭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状况及其原因，反映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特点。就这一社会心态指标体系而言，二级指标或三级指标是可以经过概念化、操作化后编制相应的量表或题目来测量；而其他的一些指标则需要根社会心态据研究的问题编制相应的问卷或量表，通过不断研究和积累，完善指标体系（见）。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量我们试图分析不同指标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指标间关系的分析试图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如个体思维怎么成为群体思维、社会思维，社会共识如何达成，社会共识如何推动社会成长、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情绰是如何联结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的，个体情绪如何逐渐成为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如何传染和传播的，目前主流社会价值观是什么，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社会变迁和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价值观念与西方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个体和社会价值观念，工个体需要1需要x个体社会认知群体社会认知1社会思维工基本情绪次级情绪H情绪氛围工个体价值观1社会价值观工理性行动1非理性i社会需要丨社躲知丨社会情绪I社会价值观I丨社会行动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四、结语以上论述了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缘由和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即社会心态研究从概念、分析层面、结构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可以利用的学科遗产，这使得转型社会心理的研究成为可能。其实，社会的转型本身也是社会心态研究的核心问题，已经有一些理论和研究可以借鉴，未来的转型社会心态研究已经具有明确的方向。

　　2011/2000：299），出现了关注宏观社会心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表theory）。社会表征理论提出了“谁将社会进行了社会化”（莫斯科维奇，2011/2000：123）的质问；社会认同理论则指出传统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inthegroup）；社会认同路径要使这个传统倒置过来，关注个体中的群体（groupintheindividual），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表征理论继承的是涂尔干“集体表征”的思想。涂尔干认为个体表征属于心理学范畴，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范畴，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意在强调社会与心理的关联。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社会表征（莫斯科维奇，2011/2000：31），而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社会思想或意义/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建立秩序，使得个体在社会中得以定向并掌控社会；二是为群体成员提供社会互动的规则和对社会生活进行明确命名和分类的规则，从而使他们之间得以沟通（刘力，2006）。与涂尔干用集体表征探索社会整合的问题不同，莫斯科维奇更强调社会表征的动态性，关注社会改变，希望通过社会表征看到新奇或创新性的现象如何通过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关注社会中集体观念的变化，关注现代社会下的集体思维，关注沟通的手段如何逐渐变成了社会共识（莫斯科维奇，2011/ 2000：7-10）。这一理论中的思维社会（thinkingsociety）和社会共识等概念对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是社会心态对于转型社会研究可以使用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采用的是社会变迁的视角，关心的是个体、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在这种互动中知识如何成为社会共享的东西，社会共识如何形成，也就是社会是如何在思考中和个体、少数人、多数人一道“成长”（莫斯科维奇，2011/2000：33、76、301）。这样的研究理路可以揭示出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的内在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group）的概念，意指在心理上对于成员具有重要性的群体。该理论试图回答，“个体的集合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和心理群体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作为一个集合体来感受、思考和认识自我的”（特纳，2011/1987：1 -2社会是由社会归类（socialcategories，）组成的，这些归类与权力、地位相关，并在实质上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18 -19）。类别和群体是自我归类的，是一个社会认同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自我归类使得个体转化为群体（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28-35）。“群体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实体，对于那些被吸引进入群体的人，群体会告诉他或她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应当遵循哪种规范，集体行动的确切目标是什么。将自我范畴化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过程会引导信息的寻求、与他人情感纽带的建立以及自我规范的融入”（豪格、阿布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社会心态研究的启示是如何理解大规模群体关系的变化，重新认识群际冲突、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34-35）。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认同过程产生了个体的社会归属，个体的社会地位、权力和声望决定了个体是属于支配群体还是附属群体，使得个体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感受和情绪体验。个体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但采取什么方式来改变取决于个体的主观信念结构，这是个体对于社会的本质如何理解，以及对社会中群体关系所具有的信念。豪格等人（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34-37）认为，主观信念结构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流动，一种是社会变迁。社会流动是对群体边界可渗透性的信念，也就是个体认为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进入自己希望的群体；而社会变迁则是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固化的、不可改变的，也就难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穿越。个体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必须寄望整个群体的地位的改变。对于社会变迁，社会认同理论给出了两种群体策略：社会创造性和社会竞争。当群体关系被认为是安全的、合法的和稳定的时候，就会采取创造性策略。人们会采取有利于内群认同的群际关系形式：群体在新的维度上与其他群体比较，群体成员重新定义使群体能够提升的事物的价值，或者选择新的外群体来比较；而当群体关系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时候，群体会采取社会竞争策略，也就是附属群体与支配群体在双方都认为有价值的维度上展开直接的竞争（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70-72）。

　　关注转型社会的社会心态研究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研究，因此它必须面对社会心理学忽视的现代性问题，正如皮亚杰和维果茨基所坚持的那样，人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从个体角度去思考和研究，要关注从“原始”精神生活到“文明”精神生活，从前理性和集体思维到个体与科学思维（莫斯科维奇，2011/2000：230）。社会心态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成熟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心态，同时，社会心态也不是被动地对社会的反映，它影响和促进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变迁。因此，紧随着的问题就是：如何促成健康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研究，即是致力于研究转型过程中的个体、群体、社会不同层面和层面间的心理特征、情绪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变化，其目的是要研究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致力于推动社会思考、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